2013年9月23日大连北三市天气与历史上的今天

2013-09-24 人气:416 喜欢7

2013年9月23日大连北三市天气与历史上的今天


空气质量:优

PM2.5指数:32

天气实况 14℃

北风4级

湿度: 45%

降水概率:10%

气压:1017hPa

日出:05:43

日落:17:48


今日生活指数

洗车指数: 较适宜

无雨,风力较大,洗车后会蒙上灰尘。

感冒指数: 极易发

强降温,天气寒冷,风力较强。

紫外线指数: 弱

辐射较弱,涂擦SPF12-15、PA+护肤品。

空气污染扩散指数: 优

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

雨伞指数: 不带伞

天气较好,不用带雨伞。

晨练指数: 较不宜

室外锻炼请注意避免迎风锻炼。

钓鱼指数: 不宜

风力太大,不适合垂钓。

晾晒指数: 不太适宜

风力较大,晾晒需避风并夹牢衣服。



历史上的9月24日-历史上的今天


·1905年9月24日吴樾壮炸五大臣,身殉革命

·1909年9月24日中国设计的第一条铁路通车

·1910年9月24日剧作家曹禺诞生

·1930年9月24日中共结束李立三冒险路线

·1935年9月24日日本公开宣称要实行华北自治

·1945年9月24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自杀未遂

·1955年9月24日阿根廷总统庇隆下台流亡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

·1969年9月24日诗人郭路生写下《相信未来》

·1988年9月24日百年难遇火星“大冲”开始

·1993年9月24日巴解下令停止军事行动

·1993年9月24日柬埔寨恢复君主制

·1994年9月24日美国首次提取出恐龙基因材料

·1997年9月24日记者罢照向法国政府抗议



历史详述:


1905年9月24日
吴樾壮炸五大臣,身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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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士吴樾

  旧1905年9月24日上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带领大批参赞、随员来到北京正阳门车站,准备乘火车离京启行。车站内外,车水马龙,岗哨密布,朝官贵戚前来送行。吴樾在没有引爆器材的情况下,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炸毙五大臣。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车身突然震动,触发炸弹爆炸,吴樾当场死亡;五大臣中载泽、绍英受轻伤。

  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为立宪做准备。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奉命分两路出洋,载泽、徐世昌、绍英赴英、法、日本和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赴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吴樾闻讯,自东三省入关,携炸弹而来。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家是桐城大族,父亲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吴樾早年曾应科举,庚子之后,因爱国而主张改革,由赞成立宪转而拥护革命,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晴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认为铁良是将来亡汉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杀铁良。杨笃生带来炸弹让吴樾等看,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吴等喜出望外。恰逢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认为立宪骗局施行,必将阻碍革命,便决定采取刺杀行动。事前,他写了《意见书》,指斥清廷立宪是 “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吴樾时年仅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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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



1909年9月24日
中国设计的第一条铁路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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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张铁路通车典礼

  1909年9月24日,中国设计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通车。

  1905年4月,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建筑总工程师。京张铁路全长200多公里,其路段多处于崇山峻岭之中,而居庸关、八达岭一段尽是悬崖峭壁,詹天佑为克服地形与展线的困难。设计了“人”字形路线,使沿途线路坡变不超过3 .3%,又避免过多地开挖隧道。1905年8月正式开工,12月开始铺轨,1909年7月4日完成了全线铺轨工程,1 909年9月24日全线通车。这是中国人设计和建筑的第一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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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



1910年9月24日
剧作家曹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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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曹禺

  1910年9月24日,曹禺诞生。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生,湖北潜江人。现代剧作家。192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参加《压迫》、《娜拉》等话剧的演出。曾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写过中篇小说、新诗。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创办《救亡日报》,编演抗战戏剧。

  1933年大学毕业,到河北保定明德中学任教。数月后,又进清华研究院研究戏剧。1934年7月剧作《雷雨》问世。此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其间,写作《日出》、《原野》两剧。“八一三”以后,随剧校内迁重庆、汀安。1938年与宋之的合作写了《黑字二十八》,并参加演出。在江安期间先后写出《蜕变》、《北京人》,改编独幕喜剧《正在想》。1942年又回重庆后,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了四幕剧《家》。1946年创作四幕剧《桥》 (只完成二幕三场)。同年三月应邀赴美讲学。1947年归国,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文华影业公司工作。同年秋,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1954年创作多幕剧《明朗的天》。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剧协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1962年创作历史剧《胆剑篇》。1978年发表历史剧《王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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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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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创作



1930年9月24日
中共结束李立三冒险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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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

  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的代表20人。

  瞿秋白主持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李立三作了检讨发言。会议以批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为主要议题,纠正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并恢复了党、团、工 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发布《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同时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由14人组成。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等 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罗奕、李维汉、毛泽东等7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温裕成、李维汉等7人为中央委员,补选袁炳辉、朱德等8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5年9月24日
日本公开宣称要实行华北自治

  1935年9月24日,侵华的日本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多田强调: “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要则:“(1)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2)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3)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多田上述声明在报纸刊出之后,舆论界立即哗然,中国政府亦提出了抗议。

  8月,日本特务小日向白朗奉土肥原贤二之命来天津,网罗青帮头目厉大森、袁文会、张逊之等,在日租界建立普安协会,冒充“民意代表”,叫嚣“华北五省自治”,上街游行,散布传单。而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公然宣称:“如果华北人民发起自治运动,日本军方愿予以支持。”



1945年9月24日
日本战犯东条英机自杀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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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满勋章的东条英机

  1945年9月24日,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同其他日本战犯一同被捕。他对自己开了枪,企图自杀,但几位美国医生保全了他的性命。

  美军开始进攻日本时,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上将便下令逮捕40多名日本人,这些人将作为战犯受到审讯。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的东条英机内阁的全部成员都在这40人之中。海军陆战队上将正间雅睛也在本名单之中,他负责巴丹敢死队。

  东条英机后来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1955年9月24日
阿根廷总统庇隆下台流亡

  1955年9月24日。阿根廷新军事政府没有用审判和惩罚将前总统胡安-庇隆处死,而是承认他“有避难权”,打发他上路去巴拉圭。

  自从星期一他被持续4天的革命赶下台以来,庇隆一直躲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一艘巴拉圭炮艇里。由于他讨好资本家而忽视工人的利益,对天主教的攻击升级以及同意美享石油公司开发阿根廷的资源,他的长达10年之久的政权的基础开始崩溃。叛乱部队控制陆军和海军并用轰炸来威胁首都,政府屈服了。

  星期一庇隆垮台的消息传出以后,欣喜若狂的人群涌到大街上。他们拖着庇隆前妻爱娃-庇隆的塑像走过大街。现在军政府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只在一些孤立的尚被庇隆主义分子把持的地区战斗还在继续。



1959年9月24日
人民大会堂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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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外景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

  在天安门,十年前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厦建设起来了。这是人民大会堂。全国六亿人民的代表将在这里共商国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在这里谋划国家大计。天安门成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更加向往的地方。

  这所座落在天安门前右方的大会堂,是首都目前最宏伟的建筑。建筑面积达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体积有一百五十九万六千九百立方米。建筑面积超过了故宫的全部建筑有效使用面积的总和。一条黄绿相间的玻璃屋檐,把它从蔚蓝的天空中钩画下来,那壮观的柱廊,淡雅的色调,以及四周层次繁多的建筑立面,组成了一幅庄严绚丽的画图。

  我们在建筑师的陪同下,从天安门广场走向大会堂的正面。镶嵌在正门顶上的国徽,老远就向我们射出闪闪的金光。踏上一层楼高的花岗石大台阶,迎面是十二根浅灰色的大理石门柱。门柱有二十五米高,柱身要四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柱距采用了我国柱廊传统的手法,明间宽,次间依次减窄。它与西洋古典建筑的门柱底宽上窄的手法不同,也不完全像我国传统的扁平木构门柱,建筑师们吸收了中外古今建筑门柱造型的优点,创造出这样高大而有力的柱廊。

  迈进金黄色大铜门,穿过宽阔的风门厅和衣帽厅,就到了大会堂建筑的枢纽部分——中央大厅。建筑师站在这里,指着四周向我们概括地介绍了整个建筑的布局:往西直入万人大礼堂,北通宴会厅,向南穿过长长的廊道,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公大楼。整个建筑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每个部分都各有重点,又互相联成一气。

  穿过中央大厅,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万人大礼堂。从外面看,它像一座十多层楼高的大厦。用数字计算,里面宽七十六米、深六十米,中部高三十三米,体积达八万六千立方米,等于十个天桥剧场。但是由于设计师们巧妙的处理,走进会堂的人放眼一望,从顶篷到地面,上下圆曲浑然一体,并不感到怎样空旷。顶篷是穹窿形的,纵横密排着近五百个灯孔,灯光齐明时,就像满天星斗。顶篷的中心垂挂着红宝石般的五星灯,灯的周围是七十条金光闪闪的光芒线和四十瓣镏金的向日葵花瓣。在它的外围,有三环层次分明的水波形暗灯槽,和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映,形成“水天一色”和“天地浑然一体”的奇观。

  在这个万人大礼堂里,主席台像个小会场,能容纳三百多人的主席团。椭圆形大会场,有两层挑台,连地面共三层座席。底层有三千六百多个座席,主要是代表的席位,每个座席的桌柜,都装有能同时翻译十二种语言的译意风,每四个座席上又有一个即席发言的扩音器。第一层挑台有三千四百多座席,第二层挑台有二千六百多个座席。一层挑台的第一排装有和底层的座席同样的扩音设备,其余座席也都有能听到一种语言的扩音喇叭。顶篷和挑台下的灯光把礼堂的每个角落都照得通明。两层挑台像两弯新月,围拱着主席台,把大礼堂组成为一个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整体。

  礼堂的体形如此完美,色调如此清新,我们不能不赞叹建设者杰出的创造和智慧。但是,在这样大的空间里,音响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呢?能保证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听清主席台上的发言吗?

  在这个建筑物行将竣工的时候,建筑工人在这里举行了庆祝竣工典礼大会。记者也参加了这个会,并且听了梅兰芳同志演出的京剧“贵妃醉酒”。我们从最前面的座位走到最后一排的座位,听到的歌声完全一样地清晰和园润。建筑师告诉我们,处理这个万人大礼堂的音响,确实给建筑师和声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从声学角度来说,礼堂每个人所占空间以四至六立方米为宜,如果按此计算,这个万人大礼堂最多只能有六万立方米的体积。再大了,声音就难得听清楚。按照这个常规,就要把万人礼堂盖成一般影剧院一样,让顶篷和挑台向前倾斜,缩小空间。但是这样就会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谁都没有建筑过这样大的建筑物,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曾经过一番争论,但在明确了“以人为主,物为人用”的设计思想以后,就跳出了常规的圈子,放宽了每人所占的空间,这样,解决音响问题就更加重要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建设者们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巧妙地在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上小喇叭,屋顶和墙内装置矿渣棉,天花板上钻了几百万个孔,使它变成钻孔吸音板。采取这些技术措施以后,主席台上发出的音波,多余的能完全吸走,没有回声,又能留点混响,听起来不觉得声干。现在北京最好的剧院的音质清晰度才有80%,这里的音质清晰度已达到90%以上。人们可以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

  在这座高大的礼堂里,尽管上下三层的座席高低相差很大,底层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最远处距主席台有六十米,但是没有一根柱子挡住人们的视线。为了让我们了解建筑物的结构,设计师给我们画了一张草图,并且告诉我们,礼堂顶篷上面藏有一个比北京新扩建的东长安街路面还要宽的十二榀钢屋架。其中有六榀的一端压在一个九米高的钢筋混凝土横梁上,而所有这些重量又一起压在主席台台口的两根柱子上,每根柱子都能承受三千多吨的重量。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结构,该是一件多么艰巨的工程啊。在这里,建筑师极力推崇建筑工人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性的劳动,是他们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种罕见的结构工程,同时安装了声、电、冷热风、电视转播等各种复杂的现代化的设备。

  大会堂的北翼是宴会厅,面临长安街。从北门进去,穿过大理石柱廊、风门厅、衣帽厅,就进入宴会厅底层大厅。这是宴前休息的场所。往前走,是五组六十二级的汉白玉大台阶。迎面壁墙上,镶嵌着以毛主席名词“沁园春”咏雪为主题的巨幅国画。画的一边是一片白茫茫的江山,“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画的另一方,在云海苍茫中旭日东升,照耀着大好的山河,显得江山如此多娇。从这里经过东西两测的走马廊,就进入宴会厅。

  有五千个席位的宴会厅,又是另一番景色。它的面积有七千平方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这样大的宴会厅,对我国六亿人民的国家来说,并不算大,但是在建筑上是罕见的。厅内的高度只有十五米多,但是由于建筑者采取了方井高、四周低的手法,因而取得了不同层次的对比,使人们感到大厅轩朗宽敞。厅内最引人注意的,是顶篷和回廊圆柱的艺术装饰。它把整个大厅美化得异常漂亮,给人一种轻松明快的感觉,又有雍容大雅的气概。

  建筑师还领我们参观了设置在大厅北面东西两角的厨房。厨房可直通大厅两侧的回廊,开宴时服务员井井有序地分头从廊道进出宴席之间。厨房里的设置也都是现代化的,上部厨房与地下室冷藏间、食品加工间等,都有专用电梯和楼梯垂直运输。生冷和熟食,脏和净的餐具,也都各有单线交通,互不污染。

  人民大会堂的南翼是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它是一座口字形的大楼。中间有六千平方米的内庭院,里面一片草坪,是理想的集体摄影场地,也是幽静的休息场所。

  从内庭院穿过一座拱形的洞门,就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外面。当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这座大厦巡礼完毕的时候,晚霞已经斜挂西山。万道霞光洒在外面苍翠的树丛上,洒在浅杏黄色的墙壁上,洒在天安门的红墙、黄瓦上,发出一片光辉灿烂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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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大厅



1969年9月24日
诗人郭路生写下《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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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9月24日,诗人郭路生写下《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相信未来》、《命运》等。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它象“闪电”象“施魔”,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心。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那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记本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呵,一定光明,

  未来呵,一定美好,

  生命呵,永远前进!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象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尽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代青年诗群。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诗。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1988年9月24日
百年难遇火星“大冲”开始

  1988年9月22日,北京时间上午11点18分,火星距地球的距离由4亿零130万公里的最远点缩短到58 81万公里的最近点。这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在地面上观测这颗神秘行星的最佳时机。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邹振隆向记者介绍说,当地球、火星、太阳同在一条直线上时,科学家称这种现象为“ 冲”。1988年9月22日至28日皆为“冲日”。在“冲日”火星距地球较近,人们可以在晴朗的夜空看到,除了月球之外,闪烁在空中最明亮的天体就是这颗橘红色的行星。

  邹振隆研究员说,火星距地球最近时叫“大冲”,今年的火星“大冲”是1875年至2025年这140年间最重要的一次。据了解,从9月22日晚起,国际火星观测联合会和国际行星学会组织了33个国家近500位天体物理学家和业余天文学爱好者,作为期一周的全球性观测活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决定自今日起,专门开放分别位于北京郊区沙河与河北省兴隆两个天文观测站,供天文爱好者免费观测一周。



1993年9月24日
巴解下令停止军事行动

  1993年9月24日,巴解组织武装人员已接到该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关于停止针对以色列的一切军事行动的命令。

  据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消息,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在加沙地带的一支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儒达今天在拉法赫对报界说:“我们遵守阿拉法特总统的停火决定。”他还说:“我们已停止针对以色列军队和被怀疑同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巴拉克证实巴解组织游击队已停止军事行动。他对以色列《晚报》发表谈话说,巴解组织领导机构已下令巴武装停止军事行动。

  以色列《晚报》今天援引拉宾总理的话说,以色列和叙利亚目前正就一项和平协议草案的框架进行谈判,但双方仍然存有深刻的分歧。

  拉宾对这家希伯来文报纸发表谈话说,以叙间正在讨论一项“原则协议草案”,但这一草案目前仍停留在“涉及撤军的程度以及和平的内涵”等章节上。

  报道还援引一位埃及高级官员的话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本月19日会见拉宾时说,叙利亚准备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实现全面和平,条件是以色列承认叙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并在几个月内部分撤出戈兰高地。这位官员说,拉宾对此建议不是很“兴奋”。

  拉宾今天对另一家以色列报纸《新消息报》发表谈话说,叙利亚至今没有表明它所希望获得的是什么样的和平。

  拉宾还指责叙利亚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反对以色列同巴解组织达成的协议,并阻止以色列同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



1993年9月24日
柬埔寨恢复君主制

  1993年9月24日,柬埔寨制宪议会通过的新宪法己经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签署正式生效。当晚,西哈努克按新宪法的规定宣誓登基,成为柬埔寨王国的国王。他根据各方事先协议,任命奉辛比克党领袖拉那烈为第一总理,人民党领导人洪森为第二总理,负责组织王国政府。时隔38年之后,柬埔寨重新恢复了君主立宪制。

  柬埔寨新宪法规定,“国王是终身的国家元首,是全国团结的象征,是柬埔寨王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宪法还规定,国王任命总理和内阁,为国家军队最高司令,有权对罪犯减刑或实行大赦,但“不执政”。柬临时政府发言人就此解释说,这指的是“国王起统治作用,而不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

  在制宪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奉辛比克党是实行君主制的倡议者。该党在8月24日的声明中说,“人民希望看到君主政权回到柬埔寨以便彻底结束20多年来他们在一个没有国王监督的国家里所遭受的苦难。为了柬埔寨的稳定,有一位凌驾于各派之上的人是很重要的。这是统一全国和在敌对政党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最好办法。”

  在9月15日开始举行的制宪议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对宪法草案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和修订。在实行君主制的草案中写明了“柬埔寨王国实行多党自由民主制”和“国王无权选择继承人” 的内容。9月21日的表决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的,120名制宪议会代表全部出席,实行君主制的新宪法以113票赞成的绝对多数被通过。

  柬埔寨实行君主制得到国内所有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除参加制订宪法的奉辛比克党、人民党和佛教民主党之外,民柬方面也宣布支持实行君主立宪制和新宪法。

  西哈努克是位杰出的爱国者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柬埔寨的和平、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长期的奋斗。从新宪法的内容中可以清楚看出,柬埔寨实行君主制的核心是由西哈努克任国王。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有利于柬的和平、稳定与民族和解。

  目前,负责执行巴黎和平协定的联合国临时权力机构已结束了在柬埔寨的使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柬埔寨的民族和解尚未实现,政府军和民柬国民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持续不断。西哈努克国王已明确表示,他将主持召开包括民柬在内的各派圆桌会议,以促进民族和解重建国家。



1994年9月24日
美国首次提取出恐龙基因材料

  1994年9月24日,美国蒙大拿大学古生物学家杰克-霍纳领导下的一个研究小组从一具6500万年前的恐龙骨骼中首次提取出了遗传基因材料。

  霍纳的研究涉及一头“霸王龙”的大腿骨,从中分离出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与现代鸟类的遗传材料存在着相似之处,表明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关联。

  然而,霍纳和伍德沃德在公布他们的成果时都强调指出,DNA分子虽然可以“放大”和复制,但仅仅是生物基因材料的一小部分,不足以提供恐龙“再创造”的依据。



1997年9月24日
记者罢照向法国政府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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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总理若斯潘(右)步出总统府时,近百名
摄影记者把他们的照相机全部放在地上罢拍

  1997年9月24日,记者罢照向法国政府抗议。

  1997年8月31日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死于车祸后,法国警方经调查确认10名摄影记者与此案有关。为此,巴黎检察院指控他们犯有“见危不救、过失伤人”罪。9月24日,当法国总理若斯潘步出总统府时,近百名摄影记者把他们的照相机全部放在地上罢拍,以抗议政府将事故和责任全部推卸到他们同行身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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