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告别“父母官”观念，倚赖责任型政府建立 公仆要人民服务

凤凰网·告别“父母官”观念，倚赖责任型政府建立 公仆要人民服务

    中国人并不缺乏对公共政治词汇的接触，但却很少能真正参与进政治词藻的创建，继而也很难主动地迎合或拒绝公共性的政治用语。这其中，“父母官”一说的命运，大抵折射出普通民众对于公共政治话语的影响状况。

    起源于儒家经典思想的“父母官”一般代指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地方长官，以州县官员为主。照此学说，官员是父母，百姓是子女，能为百姓谋福利才算是好官。但教育和规训百姓也是地方官的职责。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父母官”的说法开始遭遇政治正当性上的危机。这是因为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显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授予，政府的成立目的在于为人民服务。所以，驱除“父母官”的思维也成为官员政治观念洗涤的一项任务。

    12月15日，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在旧中国、封建时代，县以上官员被称为“父母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老百姓才是所有人的“父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如果将上述背景拉入，不难发现，李肇星的讲话依旧还在为扫除“父母官”的观念遗迹而努力。

    李肇星的演讲充满感情却又不失理性，显然值得称赞。不过客观上说，“父母官”的观念错误这样一个说法还需要他这样一个前任高官来强调，也反映出目前中国社会中政治观念存在不少扭曲之处。毕竟在形容政府官员和雇员时，使用“父母官”和“公仆”两个不同的词汇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伦理亦截然相悖。“父母官”对应的是“子女”，在儒家“君臣父子”政治思想的统摄下，老百姓终究属于被统治的对象；反之，“公仆”对应的是“人民”，公仆即人民的仆人，这意味人民是最终的统治者，公仆只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体而已。

    通过对“父母官”一说背后政治脉络的清理，纠正隐藏在其身后充满谬误的政治观念，对于推动现代化的政治秩序在中国社会的扎根落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不过，用词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观念的转型。相反，已有的历史经验告诫我们，仅仅是称谓、用词的改变非但对于改变政治逻辑无济于事，反而给专制统治者更大的扩权借口。这一点，可以从民国时候袁世凯力倡政府官员要做人民“公仆”窥见一斑。

    官员从“父母官”最终转为“公仆”，称谓的改变并不难，难的是称谓背后的政治伦理要重新设计。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百货大楼的售货员脸上难见喜色，而当他们糟糕的态度被顾客以“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么”质疑时，他们的回答则是“我们为人民服务，但不为你服务”。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讽刺的正是那些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然而，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何“人民”这样一个概念在被抽象成广大老百姓的代称时，普通的个体反而遭遇了公仆们的冷眼。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毫无疑问来自于人民的“同意”，拥有民意就拥有至高的道德。换言之，只有让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真正建立起对人民所要负责的具体事项，并辅之以相应的监督、惩罚和罢免措施，才能确保真正“公仆”的诞生。

    现代政治逻辑在中国的落地，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她需要从形式到观念再到实体，逐步卷入中国的政治现实，继而又主导中国的政治秩序。在这一进程中，从晚清时期就提出“新民说”的梁启超，到抗战末期呼吁“新民主”的毛泽东，再到改革开放后启动的行政体制改革，无一不显示出历史中国所蠕动的方向。而在未来，我们也期待中国的官员能够越来越像公共仆人，并能够在一个具有明确责任边界的政府系统中为人民服务。